南宋有一位因一部筆記而留名史冊的人物，叫羅大經(jīng)。他的筆記體作品名曰《鶴林玉露》。據(jù)說其書名取自杜甫的兩句詩：“爽氣金天豁，清淡玉露繁。”此書收入《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四庫提要”對其的概括是：“是書多因事抒論，不甚以記事為主。偶據(jù)傳聞，不復考核”云云。羅大經(jīng)是今江西吉水人，其縣名史稱廬陵。

他在《鶴林玉露》卷三·甲編中記載了一則家鄉(xiāng)變故的事。這則筆記名為“前輩志節(jié)”。想來也大約是屬于“偶據(jù)傳聞”的，但卻頗為生動。據(jù)該文載：吉水縣遭遇“建炎之亂”時，有一位名叫胡忠簡的年輕人曾“團結丁壯，以保鄉(xiāng)井”，主動號召鄉(xiāng)勇組織成了隊伍，并且打出了“保鄉(xiāng)井”的旗號，以備不虞。此時恰逢隆祐太后被金兵追至一處離縣城不遠的名叫章貢的地方，廬陵太守楊淵卻已因懼金兵而“棄城走”了。

胡忠簡居住地距城四十里，“乃自領民兵入城固守。”這是一次馳援家國，護駕太后的義舉，也是一次名正言順的主動出擊。胡忠簡入城后一定是守住了城池。然后反客為主，對“市井惡少乘間攘亂”者，“斬數(shù)人乃定”。然后他在城中張榜，“責楊淵棄城之罪”，并“募人收捕”，儼然向楊淵發(fā)出了通緝令。楊淵聞訊后，自知棄城之罪非同小可，只好向隆祐太后自首，隆祐本身也在流離之中，也畢竟有婦人的側隱之心，于是“赦之”。

一場動亂平息后，朝庭派新太守上任，行至城外時，聞知有戡亂之功的胡忠簡及他的“部隊”還駐扎城中，于是“疑公有他志，不敢入城。”應該說，這個時候的胡公者，是最易有“他志”或最易被疑為有“他志”的時刻。首先，以他“救駕”與“固守”城池之功，借機取城也非與理不通。因為他雖然不是“進士及第”，但也是初入“舉子”。怎么也是個文化人。其次在新太守“不敢入城”來說也有道理，在兵荒馬亂之時，攻城掠地、擁兵自重、借機竊取權位之事，歷史上比比皆是。

然而，“公笑曰：‘吾保鄉(xiāng)井耳，豈有他哉！’即散遣民兵，徒步歸薌城。”這一筆“公笑曰”，頗為傳神！他不但立即解散了自己的部隊，且徒步四十里歸鄉(xiāng)下，仿佛出了趟公差，辦完事后的輕松回家。胡忠簡的德行不僅如上，他還“足不涉茶坊酒肆。

”曾有一位要惡搞他一下的朋友“拉之出飲，讬言朋友家，實娼館也。公初不疑，酒數(shù)行，娼艷妝而出。公愕然，疾趨而歸，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責。”看看，在南宋時代，竟有如此不入時流者。在今天，這大約就是“美客美發(fā)”之地吧。那時的娼館是先要吃酒的，與今大不同。

胡公焚衣流涕，更與今大不同。今天是振衣昂然。后來的胡忠簡做了編修官，并以微位職官向朝廷乞斬秦檜，且“甘心流竄”。后在南京任職間“唾罵兀術”，視死如歸。羅大經(jīng)最后感嘆道：“豈知其自為布衣時，所立已卓然矣。”胡忠簡，一位名不見經(jīng)傳的人物，僅管他由鄉(xiāng)間舉人后及至編修，也有其壯舉且奏斬過當朝宰相等等，定然也是名動一時的人物。

但在浩繁的歷史卷帙中，卻也只被壓縮為了一名文人零星筆記中數(shù)百字的一則故事而已！這提醒我們：進入歷史何等艱難！我們可設想為自己就是當年的胡某，要像他那樣轟轟轟烈烈地拉隊伍、入城固守、號令城中兵民捕棄城之太守，并且勝利后徒步回家以證自己“無他志”，及至后來經(jīng)逐年奮斗，由鄉(xiāng)間舉子任至編修，再奏斬秦檜、唾罵兀術…

，這些義舉、壯舉談何易為？該拿出多大的勇氣與毅力！而且這些英壯之舉都是在數(shù)十年間慢慢地完成的。在這個過程中，他身前身后必然有著許許多多的響應者、追隨者以及反對者，而那些人一個個也是各有各的精彩故事或是壯麗人生的，但是，這則筆記只記載了胡某一個人。并且是連小傳都夠不上的片段而已！現(xiàn)在好了！

進入歷史已成為人人渴求的欲望，而且也有著足夠的方便。雖說歷史的淘洗多不以人意志為轉移，但畢竟先填充了時空。羅大經(jīng)若是“偶據(jù)傳聞”而發(fā)議論，那么此小文則是偶據(jù)傳聞的再傳聞的聯(lián)想了。但是，似乎史有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