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隊員從海底下的“南海一號”鉆出來，當他們將其中的幾千件寶物小心翼翼地帶到水面上時，“心里說不出什么是滋味，又想大笑，又想哭一場!”12月18日中午，剛出差回來的吳建成就匆匆渡海，他要去他的“海上敦煌”——離廣東省陽江東平鎮18海里的一塊南海海域。這里集中了兩艘可能是中國迄今價值最高的船——一艘在海上，造價近7億元的超大起重船“華天龍”;一艘在海底，無法用金錢來簡單衡量的南宋沉船“南海一號”。這天凌晨，海上巨無霸“華天龍”剛剛完成現場布錨，這標志著打撈最關鍵一環起吊出水已正式揭開序幕，預計本周未將打撈出水。
小個子吳建成將為這一考古大劇揭幕，他是“南海一號”整體打撈工程的總指揮，即將見證“南海一號”沉睡八百年后的重生。離“南海一號”打撈現場相去十海里，就能看到“華天龍”高高的吊塔塔尖，這證明了中國的海洋實力已經不能讓人再漠視了。二十年前，中國還沒有實力打撈這樣一艘文物寶船，“南海一號”差點落入英國人手里。中國水下考古第一代專家們感嘆，為了“南海一號”的出水這天，他們已經等了整整20年了。
20世紀80年代初，這是一個海底尋寶的瘋狂時代。英國海洋探測公司3名隊員在荷蘭海事博物館的一份舊報上發現：一艘名為“YHRHYNSBURG”的東印度公司輪船載著6箱白銀、385.5噸細錠在中國陽江的南海海域發生海難，最后沉入海底，但報紙并沒有說明沉船的準確位置。英國海洋探測公司立即向中國文物局提出打撈沉船的申請。
中國方面決定和英國公司合作打撈，指定廣州救撈局參與。英國研究專家精確地估算出了沉船位置，但仍沒有直接找到這艘屬于東印度公司的沉船。這次打撈工程輔助船“南天順”的船長陳保進，20年前就在英國人租的“救撈207”號船上當二副。他清晰地記得，1987年7、8月份的一天，聲納儀器顏色突然變深，“肯定水下有東西!”首先派潛水員潛到水下，但由于淤泥太厚，潛水員并沒有獲得任何發現。為了節約成本，英國人把1噸多重的抓斗放到海里去抓，結果“一爪子”下去抓上來百余件精品文物，里面有瓷器、銅器、錫器、鍍金器、鐵器等等，可惜瓷器都成了碎片。
正當英國人準備在這個后來被人稱為“海上敦煌”的沉船遺址大干一場的時候，有人站出來阻止了莫高窟當年的悲劇重演。“他們開始提出打撈裝有白銀的船只，后來抓斗抓出了瓷器、中國古錢等文物，我們就意識到不對勁，就拒絕為他們打撈，后來上報給國家，和英方解除了合同。”陳保進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中方的領導、南海救撈局的副局長尹干紅態度強硬地拒絕了英方：“不行，這是中國的沉船，得由中國來解決。”隨即，國家文物局根據撈上來的文物鑒定出：這是一艘宋元沉船。當時的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俞偉超聞訊后興奮不已，為之取名“南海一號”。
1989年，中日決定聯合打撈“南海一號”。但是由于水下勘探技術限制，沒有找到沉船的主體位置，盡管1987年已標記了沉船位置。合作僅持續了5天，日方發現打撈耗資巨大，獲利難以確定，不肯繼續合作打撈。當時我國水下考古正處在起步階段，根本無力獨立打撈。
只得先培養水下考古人才，先后派出幾批水下考古隊員出國培訓，并積極組織近海考古訓練和演習，我國水下考古水平得到了提升。2001年，國家水下考古中心再次組織對“南海一號”進行方位尋找。考古隊員幾次下水探測都無功而返。但皇天不負苦心人，在勘測日程的最后一天，考古隊員終于發現了這個“龐然大物”——它躲在2米多深的淤泥里頭。
考古隊員確認了“南海一號”的方位后，這個“龐然大物”突然就變得溫順起來。從2001年至今，考古隊員深入到海面下20米深與“南海一號”進行了8次“親密接觸”，了解船體結構和文物勘探等。“現在可以基本確定，‘南海一號’長30.4米，寬10米，高4.5米，是目前發現的最大的宋代船只。”廣東省水下考古中心主任魏峻告訴本報記者，“這艘船令我們特別驚奇，雖然沉沒海底八百多年，但是船體保存相當完好，整艘沉船沒有側翻。
船體的木質仍堅硬如新，敲起來鐺鐺作響。這樣的情況世界范圍內是第一次發現。”2003年11月，在廣東治病的“南海一號”的命名人俞偉超得知廣東省將在陽江投資1.5億元建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又一次夜不能寐，強撐病體，寫下“商船戰艦東西輝映”的千字文。文中俞偉超將中國人把“南海一號”整體打撈并保存在水晶宮的創舉，堪比英國人為16世紀戰船瑪麗·露絲號修建水下考古博物館一事，稱此兩船為世界“水下考古極為明亮的兩顆珍珠”。這位老人生前對“南海一號”和中國水下考古最后的寄語是：“這是國內發現的第一個沉船遺址，它意味著是一個開始”。
游弋在我國南海的“哈徹們”撈得沉船上的中國寶物，揚長而去，船轍在中國的南海拉開一道又一道傷口。二十年來逐漸成長起來的中國第一代水下考古人，他們的講述常會不自覺地轉移到那段歷史的屈辱。只有他們才深知，在南中國海，被盜取的，不僅僅是中國的沉船，還有中國的歷史記憶和民族尊嚴。英國人哈徹的名字就像當年的斯坦因和伯希和一樣讓中國考古人聞之色變。
他把在中國南海的尋寶故事演繹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一個刺激了中國考古學界兩代人的故事是，1986年4月，阿姆斯特丹，哈徹委托嘉士德拍賣他打撈上來的中國文物。一次拍賣會上就出現23.9萬件之多的中國文物，這樣的盛況，在歐洲收藏史上前所未有。中國駐荷蘭使館急電國內，請示此事。《國際海洋公約》、《世界各國海洋法》，卻沒有任何一條能制止此事的法律依據。
無奈，國家文物局只好派出了兩位陶瓷專家耿寶昌、馮先銘，攜帶了3萬美元，想把文物買回來。這在當時的中國，已經是筆巨款。可是，在整整3天的拍賣中，中國人連一次舉牌的機會都沒有得到——每一件瓷器的起拍價格，都在估價的10倍以上，3萬美元形同廢紙，二十多萬件珍貴的中國文物，眼睜睜花落旁家…哈徹由此賺了兩千多萬美元。
1999年4月，他又在中國香港附近的海域找到了1822年1月在中沙群島觸礁沉沒的中國清代商船——“泰星號”。“泰星號”遇難時，船上載有兩千多名乘客和船員，乘客中有商人、學生，還有大批外出謀生的中國勞工，那次海難僅僅有198人獲救，死難者比后來的“泰坦尼克”號還要多200人，“泰星號”也因此被稱為“東方的泰坦尼克”。作為壓艙石，船上同時裝載著上百萬件在歐洲十分暢銷的中國德化窯瓷器。讓中國考古人悲憤的是，為了在收藏市場上謀取更多的經濟利益，哈徹竟將其中的60萬件打碎，把剩下的35.6萬件運往德國交于拍賣。
即便如此，這么大數量的瓷器單憑歐洲文物市場還無法全部消化，于是拍賣行在世界范圍內尋找買家。據說，這場持續了九天的拍賣會最終的總成交額高達三千多萬美元。一次又一次，游弋在我國南海的“哈徹們”撈得沉船上的中國寶物，揚長而去，船轍在中國的南海拉開一道又一道口子，殘陽染紅了傷口，又迅速被海水平復，沒有人，也沒有辦法去阻止他們。南海國寶遭遇到的歷次浩劫深深刺痛著考古隊員的神經。
“南海一號”打撈也注定是中國考古人“南海自衛反擊戰”的第一槍。在它被發現的那一年，中國成立了“國家水下考古協調小組”,同年11月，中國歷史博物館成立了“水下考古學研究室”。水下考古的地位越來越受到重視，1990年正式誕生了第一支“水下考古隊”。自19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水下考古工作者先后對福建連江定海沉船遺址,廣東吳川沙角沉船,山東膠南瑯琊臺沉船遺址和海南文昌寶陵港沉船進行了調查，及時搶救并發掘了福建平潭“碗礁一號”。
2002年，水下考古隊得到了國家財政部4000萬元的資金支持，考古隊隊長張威終于能組織對“南海一號”的大規模考察和局部打撈。水下考古和陸上考古的區別遠非多些麻煩這么簡單。在水下20米深處，氮麻醉的威脅始終伴隨著他們，隨時可能危及生命。2002年3月，當張威和其他隊員鑿開一個窗口進入船內時，他們驚呆了：在一個面積僅幾平方米的小艙內，就撈起了四千多件精美絕倫的文物，絕大多數瓷器完好無損、燦然如新!
當他們將幾千件寶貝小心翼翼地帶到水面上時，“心里說不出什么是滋味，又想大笑，又想哭一場!”中國的海洋文明的黃金時代如同沉船，需要在千年以后的今天，重新起航。這艘沉船的謎底還無法徹底解開，我們只知道那一天大概是在八百多年前的宋高宗時期，“南海一號”的前身在那里等待，等待拯救，或者等待死亡。
歷史學家賦予這種等待的結局以饒有意味的象征意義：封建社會中后期以來，歷史開始由陸權時代進入了海權時代。有一條規律為后來的史學界所普遍認同，那就是強于世界者必盛于海洋，衰于世界者必敗于海洋。盡管之后中國同樣有元朝的世界第一大港泉州，有鄭三寶帶有世界巡游色彩的輝煌，但南宋是中國歷史上惟一將海上貿易提到前所未有地位的一個朝代。也是在南宋，海上絲綢之路在歷史上第一次取代了陸上絲綢之路的統治地位。
因為中原失落，戰事頻仍，國庫難繼，宋高宗針對貿易表現出新的態度：“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于民?”他組建艦隊，改善港口，還在海岸線上每隔30里就建立昂貴的燈塔導航系統，中國進入海外貿易的黃金時代。歷史學家認為，“南海一號”出海時，必須經過由當地市舶司開具公憑，并進行“抽解”。南宋偏安杭州，對海上貿易的依賴與日俱增。
高宗初年，市舶收入就占政府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強。從科技上看，在南宋時期海上航行已逐步依靠日益精密的指南針指向，比北宋時期更為進步。從“南海一號”已經被打撈起來的文物，可以看到當時中國在世界海上貿易中的地位：一些“喇叭口”大瓷碗，其式樣在國內從未發現過，卻與阿拉伯人常用的“手抓飯”飯碗很類似。
還有一些陶瓷首飾盒上出現中國文化少有的圖案，顯然其是專門為國外客戶制作的。考古學家據此估計，該船上的很多商品都是當時國內廠家根據國外市場要求特別制作的。目前“南海一號”沉船點發現銅錢已達上萬枚。其中，年代最老的是漢代的五銖錢，這次發現的最新的為建炎元寶。這么多的貨幣一方面可能表明在當時中國的國力之盛，中國貨幣可以成為“海上絲路”的硬通貨。法國思想家伏爾泰曾將英國的崛起歸結為三點原因：一是重商;
二是將查理一世送上斷頭臺;三是國會通過了《航海法令》。然而歷史最終為中國這場“等待”做出了抉擇：盡管無數艘“南海一號”的貨易之利，為南宋朝廷續命不短，但隨著南宋朝廷1279年在崖山海戰的覆亡，可能改變中國未來歷史的海上雄國之夢終究伴隨南宋王朝的沒落，湮沒在了南海的微瀾中。以后的中國，頻出“不得擅出海與外國互市”的海禁政策，乃至焚毀出海船舶，阻斷海外交通。甚至連膾炙人口的“鄭和寶船”，船隊上的任何部件、圖紙卻都找不到。
中國的海洋文明的黃金時代從此如同沉船，需要在千年以后的今天，重新起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