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以來，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已然經歷了三十年的風雨。從星星畫展、85新潮美術運動開始，學習西方現代藝術成為中國藝術發展的直接動力。這不但是一個空間性的現象，同時也與20世紀早期中國藝術家留學歐洲、借鑒西方現代藝術以求進步的發展模式具有歷史承襲關系。與之相對應，中國的藝術批評界也開始廣泛地討論中國現代藝術與西方現代藝術的關系。隨著1993年中國當代藝術走向國際，越來越多地與西方藝術發生直接關聯，“中西之分”更是成為藝術界的一個焦點問題。聯結中國歷史，近代“中西體用”爭論與上述藝術界主題緊密相連。

不外乎三條出路，其一全盤西化，其二守望傳統，其三中西結合。同樣是三條道路，在1990年代以來的關于東方主義、后殖民的探討中則更加復雜。但是，倘若深究這些討論的動機和出發點，無疑來源于一種對于中國和中國藝術的責任感，同時也深刻地包含了藝術家和批評家們對自我文化身份的追尋。然而，在新的世紀，中國當代藝術突然在市場上的走紅使得關于藝術的討論和藝術批評發生了激轉，對于中國和中國藝術整體上責任感讓位于團體和個人的思考，與之相應，“中西之分”的廣泛探討也悄然落幕，焦點逐漸為“資本之爭”所取代。

其根源具有復雜的本土和國際背景，既包括市場的興起、國際資本進入等外部因素，也包括喪失創作源動力，或藝術家投其所好等內部因素，甚至，藝術探討的基本單位也正在從傳統的民族國家轉變為國際的資本實體。或者正是由于關于當代藝術的國際討論的基本元素轉變，導致了一系列焦點問題的轉化。恰如利奧塔的舉證，一顆由IBM公司研發和發射的衛星擁有完全的自主權，甚至美國政府在需要使用這顆衛星的時候也需要向IBM公司支付費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晚期資本主義正在重組整個世界，世界的基本元素正在由過去的民族國家開始轉化為不同的資本實體。

這些資本實體包括眼下正在悄然進入中國的基金會、私人美術館、收藏機構…他們各自擁有和擁護自己的藝術信條，倘若更進一步，藝術基金或許也將在未來形成一種新的模式，不同的藝術基金同樣將實行自己不同的經營理念和標準。但無論如何，國家和民族的特征將因此在藝術討論中被進一步削弱。而當代藝術，也勢必被迫與資本進一步合作——無論是在中國、美國，還是歐洲或者世界其它什么地方，這一趨勢都同樣明顯。甚至在我們談出“當代藝術”這一概念的時候，也許就意味著對經典現代主義的拋棄，對“前衛藝術”自身的取消。

資本正日益形成一種新的體制，在這種體制之外的藝術幾乎很難被人關注，倘若無法被社會所關注，即便它是一件優秀的作品，也難以躋身于焦點之中。當我們在談論這種現象的時候，大多批評家傾向于一種批判性的觀點，或許，這是因為我們容易感性地依靠道德力量作為標準——而且也正是由于這樣潛在的道德觀，使得我們常常簡單地用“好”和“壞”來評價資本本身以及它與當代藝術的關系。

這樣的評價自有其傳統與合理性，但是，或許我們也應該從中進行部分的區分。對于藝術研究而言，市場內部的研究與其它的市場研究并沒有本質性的區別，通過數據調研和分析的研究與其說是藝術研究，毋寧說是經濟研究;從外部對藝術資本的研究則復雜得多，一部分是關于藝術與資本、市場的關系研究;

另一部分是從藝術批評出發對藝術資本和市場影響藝術發展的結果研究和思想評價。前面兩種研究可以被放到社會科學的領域內考察，破除“藝術”頭頂的光環和迷霧是必要的，而后一種研究則是屬于藝術批評和思想領域，在這一部分內容中，并不排斥道德標準和責任意識。

因此，從中西之分到資本之爭的焦點問題轉化可從以下兩部分來看待，首先，藝術資本和市場已經成為主導藝術發展的重要力量，那么，定性定量的分析是必要的。此外，尤其是對于藝術批評而言，如何獨立地在商業體制之外發揮作用，關注那些資本無法覆蓋的藝術創作則是必要的。

至少，就目前的情況來看，部分批評家所持在中國現代性尚未完成的觀點來看，現代主義藝術依然尤其生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那么如何在作為一種與資本契合的國際風格“當代藝術”之外重建現代主義無疑仍是一個重大命題。類似中西之分等問題，盡管被遮蓋，也應有其生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