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公凱：1950年毛主席為北平藝專題詞“中央美術學院”，之后央美成了中國美術事業的中心，至少是個重鎮。中央政府對美術的一些政策、思路、想法，都是先在央美做，然后在全國鋪開。全國美協主席歷來都是央美的校長，副主席一般也是央美的。央美在建國前30年舉足輕重的作用無可替代。別人沒想過挑戰，也挑戰不了。改革開放以后，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不是那么計劃經濟的，說誰第一就誰第一。地方院校的發展也很快，不一定是要挑戰央美龍頭老大的地位，但至少敢說誰怕誰啊。

潘公凱：我覺得我們就得做精英，我們不做誰做。在這方面央美有傳統，就是有歷史使命感，始終關注跟中國社會、文化發展密切相關的重大議題。地方院校考慮地方的問題，央美就得思考世界性問題，高端的問題，它不思考誰來思考。央美的老教授坐到一塊，一說起來就是我們中國的美術教育怎么面對世界美術界的變化局勢。潘公凱：要引領啊，我們是想全方位地引領，油畫要最好，國畫也要最好，完全不同的面貌也要引領。

我們現在不惜高薪聘請國外的教授，意大利、法國，美國。為了請來汽車設計的教授，我到日本給對方上課做交換。設備啊，空間啊，也都想做得最好。《新周刊》：在央美的幾個“第一”中，雕塑訓練班、建筑學院等是不是當時的特色專業？

潘公凱：雕塑不算特色專業，是最古老、最普通的專業，各大美院都有。央美有幾個專業是其他美院沒有的，比如建筑學院。在歐美，一兩百年前美術和建筑完全是一碼事，藝術家同時又是建筑師，像米開朗其羅，不僅做雕塑，教堂也是他做的，只不過大家注意的是他的雕塑，他的雕塑名氣更大。

達·芬奇他們也都會蓋房子。所以歐洲的美術學院分成兩半，一半學建筑，一半學藝術，像巴黎的高等美術學院一直有這種傳統。民國期間的美術學院，建筑和美術也是在一塊的，杭州藝專就是有建筑系的。1953年院系調整，建筑統統歸到工科學校了，以后美術學院就沒有建筑系了。央美就是回歸了這個傳統。《新周刊》：據說國外的高校都很羨慕中國高校資金充裕？

國外的美院都很窮？潘公凱：在中國，最好的美術專家、藝術家在美術學院，西方則是最好的藝術家不在美術學院，在畫廊里。在畫廊賣畫的收入遠遠超過當教授的收入，所以西方藝術家不愿意到學校當教授，在學校當教授的是二流畫家，賣價不是很好，但也有一定的名氣，一定的學術研究能力。

他們教授的年薪在5萬美元左右，5萬美元很低的了，相當于一個普通銀行職員，那種站柜臺的小姑娘的收入。潘公凱：在造型基礎——就是做雕塑的寫實，素描基本功方面，什么立體感、質感、空氣感、結構，西方已經不如我們了。造型基礎方面，原來全世界最好的是蘇聯的美術學院，蘇聯解體以后大幅度滑坡了。有一個例子，90年代以前我們派最好的學生去蘇聯留學，回來后成為我們最好的老師；但是90年代以后派出去的最好的學生，學了6年回來我們不要了，因為我們在6年中的進步超過他們了。西方現在已經走向抽象了，他們不要畫畫了，不用做基本訓練了。

這有點像音樂學院，交響樂、鋼琴、小提琴他們那邊都不太教了，過時了，爵士都過時了。現在都教現代的、前衛的，培養的學生越來越少，老師也越來越少，所以我們的郎朗或是小提琴、鋼琴，還有美聲唱法老在國際獲大獎。美術也是這樣，通過手工的繪畫手段包括素描、色彩為一個人畫像，在西方已經過時了，他們已經不教這個了。《新周刊》：面對自己丟掉的東西，國外專家會因此尊敬我們的藝術家嗎？

潘公凱：這是他們評價好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就是他們覺得我們新的專業非常棒，非常國際化。包括文化遺產研究中心，藝術管理學系，我們一開始辦就是搞國際最高品牌。我們辦文化遺產研究專業，直接找的就是法國國家文化遺產學院。這個學院規模很小，但它培養所有法國博物館的館長，必須拿到他們的兩年培訓文憑才能去當館長，否則就不能上崗。我們找的是他們合作，很快就把這個專業辦起來，一辦起來就是最好水平。

2002建立第一個高等學校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率先在藝術院校中成立建筑學院、文化遺產學系；開設第一個藝術管理學系。北京奧林匹克公園景觀設計是整個奧運景觀形象設計中的一部分。中央美術學院建筑學院環境藝術與景觀設計專業及設計學院、城市設計學院相關專業，為奧運場館及相關區域完成一批景觀設施。信息接入點、休閑座椅、直飲水裝置、垃圾桶、機動車擋…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團隊組織了建筑、設計、城市設計等學院的教師和學生們參與了從設計到監制的整個過程。

設計團隊在奧林匹克公園中心區29個地塊中的14個地塊，近32萬平米的范圍內進行了設施設計，設施涉及的范圍包括慶典廣場、龍型水系東岸及休閑花園三大區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