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時雄有次開著車被一個想搭順風車的人攔住了，那是2007年深圳香港城市建筑雙年展派對散席的時候。攔車的人叫齊鴻，是成都的一位攝影師，當他聽說對方是伍時雄，激動的說，“你就是《現代攝影》的創辦人呀，我可是看著你的書長大的”。
《現代攝影》創刊，雖然已是塵封往事，但確是中國現代攝影史不可不提的一段艱巨歷程。EYE：《現代攝影》是中國攝影史一個里程碑式的雜志，當時在什么背景下創辦？伍：《現代攝影》創辦是1984年，1983年就開始策劃，從申請到批準經歷了差不多半年。
上世紀80年代初“四月影會”作品巡回展風靡全國后，各地相繼成立了不少民間的現代攝影的群體，他們跳出當時中國攝影家協會的所謂主流意識，追求一種人性與自由化的新思潮。中國攝影只作為純粹宣傳的工具格局遭遇到被解構的可能，在全國各地民間群體舉辦的攝影中，反映了民生民意和創作自由的精神訴求十分高昂。
深圳因為是特區，有條件申辦雜志，我們可以利用深圳攝影家協會的渠道與關系，以主流思想為名義申辦了這本名為《現代攝影》的全國發行期刊,然后演變成為在中國唯一倡導現代攝影的另類前衛媒體，在當時政治環境下，將此舉說是一項“顛覆性的密謀”是不為過的。因為后來《現代攝影》確實被列入了反自由化，運動中準備要取消的雜志名單之上。EYE：但你作為創辦人的身份似乎并不明朗。伍：這里面是有不為人知的原因的。
1982年開始我作了一個專題為“世界現代攝影的形容與意識”的論文研究，分別在華南師范大學、中山大學、廣州美術學院、廣東省博物館、廣州市博物館舉辦講座，通過大量的幻燈圖片，對國際攝影的思潮與流派進行了疏理。這當中的許多觀點與當時中國攝影的主調大相徑庭，從1980年起我和安哥等一幫攝影家在廣州成立了《人人影會》先后舉辦了三屆展覽，當時在廣東及大專院校的反響很大，我其中一些作品有強烈批判現實主義的傾向，還有一張人體作品應該是新中國解放以來第一張公開展覽人體作品，這系列作品曾經到過深圳展，這都構成了我不受主流文化歡迎的原因，因此申辦《現代攝影》報告上，編輯名單有我的名，原因是出版總署要求任何新成立的編輯部必須具備大學畢業文憑者一名以上，當時只有我具備條件，但雜志申辦先來后，當時的主管部門文聯主席發話：“伍時雄文藝思想有問題！
不適合當編輯。”雖然我為雜志寫好創刊詞，親自設立欄目，也編輯了大量的圖文，是名副其實的創刊者，但當官的一句話，就把我打在局外，從此成了一個雜志社外無編制、無工資、無名分的義工。但大家意識到雜志決不能讓非志同道合者來辦，苗小康緊急從貴州調來了李媚女士，幾經周旋，深圳市文聯總算罷休同意李媚入編。
苗小康只好幫我把工作調動轉入文化局美術廣告公司，專業是畫廣告畫，利用業余繼續編輯《現代攝影》。從此《現代攝影》責任編輯不會出現“伍時雄”三個字，這就是一位不受歡迎的創刊人的遭遇。要想辦大事，那種年代非逼著你“曲線救國”不可，這等怪事，很多資深的攝影家都知道。EYE：雜志內容怎么設置的伍：在我調動之前，我們已經開始編雜志了。雜志里面立的欄目，基本上是我提議，由大家定，比較重要的有“作品與觀眾”和“三言兩語”，“讀者論壇”，“探索創新”，“廣告攝影”，“國外攝影作品介紹”，“光影檔案”。
其中：“讀者論壇”主要介紹新的事情、新的學術論文；“探索創新”主要為國內較前提供平臺，國外攝影作品介紹主要選擇介紹較前衛的國外藝術家的作品：“光影檔案室”把各種流派、各種攝影在當時比較吸引眼球的圖片作為信息。圖片不能太大，加強信息量：“作品與觀眾”為國內作品與評語互動專欄;“三言兩語”則精辟摘錄國際大師的語錄。所有這些欄目目的就是希望不要把國內攝影信息停留在《中國攝影》、《大眾攝影》和其他的一些官方攝影雜志的概念上，希望把攝影視覺拓寬一點，所以從編輯到攝影論文選題，我們都力求攝影界能和當時的國際平臺同步發展。
不然的話，中國攝影總是找不到方向。EYE：創刊號大概準備多久？伍：起碼有半年。前幾期我是主要執筆，有些文章我是換名刊登的，包括廣告攝影欄目。雜志字體的選用、設置和雜志的大標題，港味較濃，并不理想。第一期在香港印刷，當時看印刷質量是不錯的。EYE：又有上頭管著，又要有先鋒性，當時怎么把握的？伍：在編輯上要有策略，我當時是采用退一步進兩步走法，不能太過刺激，不然就辦不下去了。
這是歷史的原因。當時文聯和攝影家學會辦雜志的概念和我們不一樣，所以這里邊要利用當時的資源，慢慢演變成一個高揚現代觀念的線路，需要一個過程。你要翻開第一期，就可以看到它會顧及好多方面。而且這雜志舉辦到三期，市委宣傳部長都來干預過，說這個雜志是深圳辦的，應該反映深圳的建設、深圳的速度。我當時即反宣傳部長說：報道性的東西，已經有深圳圖片社去解決。
《現代攝影》的功能應該是跟國際攝影的學術水準對接，成為國內第一份最專業的學術雜志。EYE：李媚是跟《現代攝影》連得很緊密的一個人。伍：創辦第一、二期的時候主力就是我和苗小康，由于政治原因，我被排斥了，后來，苗小康從貴州找來李媚增強編輯力量，我退在社外業余編輯，每期會我都參加。因為酷愛藝術，我更多關心的是攝影藝術，李媚是位出色的紀實攝影家，她比較關注社會問題，所以后來她在紀實攝影上倡導如何對人性與社會深度的終極關懷上作了相當有成效的推動，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EYE：當時雜志的國外的資源怎么找？
伍：很多是通過香港，因為我們跟香港的攝影家聯系得還是比較密切的，當時香港的馮漢紀、梁家泰、宋寶光他們有個攝影中心，國外的稿子和藝術家是通過他們引進來的。德國的托馬斯也是因為他到香港藝術中心作講座，陳贊云把他引見給我們，我看過他的幻燈片后就寫文章把他介紹過來。這也是一種來源。另一方面就是通過各種渠道收集，甚至連攝影機的那些產品目錄圖例，有些視覺上效果特別好的我們也放在攝影檔案室內，因為當時中國與國際交流仍未開放，渠道還挺艱難的。
EYE：雜志創刊號出現反響很不錯，聽說還再印了。伍：沒想到一下賣空了，所以加印再版。當時我主要的力量還是集中在圖文編輯工作上，重點介紹國外的各種思潮的產生、意識和形態的理論推廣上。EYE：出了幾期后肯定跟最開始的不一樣伍：肯定不同，后來辦的更偏重于國內新生代攝影家的挖掘與推廣。因為當初我們能借助的國內力量非常薄弱，很多都只是剛剛意識到攝影可以這么做，并沒有作品量的積累。
《現代攝影》出現以后，不斷介紹國外攝影發展和攝影作品，也算是促進了不少攝影家的成長，其實《現代攝影》開始是啟蒙，然后是培育土壤，最后成為攝影家自己的天地。它的歷史演變與角色就應該是這樣。EYE：《現代攝影》那時影響了不少人。伍：作為中國現代攝影史，《現代攝影》肯定是個里程碑。它是第一個能沖破當時政治體制、思潮的最前衛的攝影雜志。
而且訂閱的不光是攝影界、還有藝術界和美術院校，很多學生都訂，因為覺得思維與視覺都很有沖擊力，因為當時除非有機會買到國外的畫冊或雜志，否則你根本不清楚外國情況，特別在視覺上，所以在藝術院校和攝影愛好者中間，都覺得《現代攝影》有啟蒙作用。我也在“讀者論壇”里經常發表關于各種流派的理論闡述與攝影作品介紹。
《現代攝影》是當時中國與國際現代攝影的信息集散地，也是國內新生代攝影家的搖籃。EYE：編輯部周圍總聚集著很多人吧？伍：在深圳編輯部，我們經常和攝影家、藝術家和學者探討一些跟現代攝影相關的課題，挺認真的，不是閑聊。那些搞現代攝影的作者，一到深圳，肯定到編輯部。一是介紹自己。二是探望《現代攝影》編輯部及哥兒們。看看大家能否共同做點有意義的事情，這種聚會太開心了，因為深圳當時沒有什么值得向往的前衛文化，就《現代攝影》了。
藝術上就我跟王川堅持下來了，1985年搞了一次“0”展，組成過“特區藝術家聯盟”，王廣義當主席，后被宣布為非法組織，也就散了。EYE：那是有沒有組織一些攝影活動？伍：主要還是編輯出版，大部分都是人家組織我們參與。有一次在杭州舉辦了一次研討會，從藝術家、藝評家和攝影家對藝術的闡述分開了兩個不同的角度，談：攝影本體到底是什么？我當時被放在藝術家一邊。EYE：雜志什么時候停辦？為什么？伍：其實停辦已經到92、93年了，辦了8年，停刊的具體原因我也不是很清楚，當時我已經離開了。
我知道的原因，可能是雜志本身的廣告、發行量不足以支撐。當初、也有《街道》和《焦點》雜志和李媚他們合作，因為李媚她是比較關注社會問題，想通過攝影反映社會當下關注的問題。他當時把很多精力也放在了《街道》和《焦點》的合作上。EYE：你大概什么時候離開的？伍：辦了十幾期以后，就沒有兼雜志編輯工作了，87年我就辭掉公職，搞設計與藝術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