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著京密引水渠東行，在燕山腳下，有個被賈方舟譽為京城北郊的“桃花塢”的上苑村。穿過厚厚的白楊林，那個村子就躺在它的深處，每天晚上睡在流淌著夢的河水邊。下苑村和上苑村僅一街之隔，田世信就住在下苑村。問及102號在什么地方時，村頭的老大娘很茫然。她們說，如果你問房子的主人，我們就知道怎么去他們家。她們指了指前面的一座紅房子說，那就是田世信的家。老遠就聽見院內叮叮當當的敲擊聲。開門的是一位臉上棱角分明的但很和藹的男人。

他說，他就是田世信。現在他正想搭個用于雕塑的棚子。滿身灰塵的他把我領進了擺滿雕塑的客廳。田世信的客廳內擺設得很隨意，就如他的個性。他說，他沒有太多的嗜好，喝點酒，抽點煙，一則消除疲勞，二則試著尋找恍惚之中的東西；也喜歡唱戲，讓自己沉浸在舊時的回憶中，而最大的樂趣則是雕塑。

他覺得在下苑村這樣的畫家村里生活，很有種世外桃源的感覺，雖然也有現代化的設備，享受著現代咨詢和交通的便利，但在這里主要是為了尋求一份“不擾人，也不被別人擾”的安寧，認真地進行自己的創作，在城外以一種順乎自然本性的心態看城里的生活，然后用雕塑表達出來。在下苑村生活不是一種消遣，他說。

畢竟不知道皇帝是不是還活著就應該干活。著名雕塑家錢紹武先生說，在當代中國雕塑界，田世信是一位有強烈個性和獨特風格的藝術家。他早期的作品以濃郁的鄉土氣息感人。那是他以特有的抒情詩人的氣質，在淳樸的貴州山人中發現和表現那些能喚起自己激情和創作靈感的形象與情景，而且在藝術語言上也借鑒了貴州民間藝術。

在田世信的藝術生涯中，和貴州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田世信1956至1964年在北京藝術學院附中和大學學習了八年，但對他的成長影響最大的卻是在貴州的25年的生活經歷。從1964年起，他在離貴陽市西南30多公里的清鎮縣中學教書。在那里，他沒有條件畫畫、作雕塑，只能偶爾拿起畫筆和粉筆作些素描。

但這一段生活經歷成了他最珍貴的藝術積累。他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悟，成了爾后藝術創作最珍貴的藝術養料。曲折坎坷的生活道路和環境往往是造就藝術家必不可少的條件。在貴州的那段生活經歷使田世信的創作風格逐漸從優美中走出來，自覺地也是很自然地追求粗獷、稚拙的力美，在注重藝術形象生動性的同時，更加注重形象的深沉感和悲劇感。他經常用變形、夸張以至扭曲的造型語言，使創造的形象給人以強烈的感染力。他這是在本質的真實中顯美、顯力、顯生命的意識，在怪誕、殘缺中顯雄健和倔強，在蒼勁、荒涼中追求崇高的悲劇性。

《山音》中的人物是田世信手下經常表現的彝族山民形象，表現的是山民最富有生命激情的時刻－－在大山中謳歌長嘯。然而人物形象的堅毅甚至木訥，裸露著的粗大笨拙的手腳，乃至于在身邊跑著的帶小豬仔的老母豬，又揭示出山民們每日生存的勞苦艱辛，將人的充滿激情的生命顛峰狀態與沉悶單調的日常勞作并置，它向人們展示了一個完整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生命在掙扎、吶喊，也在歡呼奔走，痛苦與歡樂共存。

從《司馬遷》、《屈原》、《譚嗣同》、《秋瑾》、《王陽明》等悲劇性歷史人物的塑造中，可以看到他對整個民族命運的深刻思考。田世信說，在中國戲曲中，悲劇占了很大一部分。但悲劇并不是悲觀，而是加重了生命的厚度。他說：“悲劇性的人物更能讓人思考生命的意義，我作這些雕塑其實是在感慨歷史角落中的一個悲劇。”已年屆花甲的他說，他是扳著手指頭過日子的人了，每過一天就要從自己的有生之年里減掉一天了，所以好多聚會他都謝絕了。

“人活在世上，老天爺是給你使命的。我的使命就是要把對中國雕塑的認識和意義搞清楚。對我而言，就是想把中國人對形、體、具像造型的理解和認識延續下來或者有所發展。或許這么說顯得我這個人很不客氣、很不謙虛，但我活得敢于承擔責任。”田世信曾經寫道：“以往常乘火車路經河南。去時一片汪洋，歸時耕地干裂得像中國碎瓷的圖紋，但那里的農民沒有去理睬這‘法定’的災荒，每年照常執著地將種子播下去。

我欣賞他們的執著！眼下，我選擇了一個遠離都市的創作環境，這里很好，既無人擾，又不會自擾。每天，我像個這就使得唐軍慢慢從職業農夫轉變成為了職業戰士五根指頭就像五根柴棒似的叉在青年腋下干著活兒，生皇帝只是活著的時候的最高統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