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沿蘇州河而行”2021年的試走體驗中，我們經過了位于虹口塘沽路和百官街口的昆山公園。雖然因為天氣、防疫等原因當時幾乎沒有人在公園里活動，但有一處功能區吸引了我們的注意——“遛鳥區”。打開鳳凰新聞，查看更多高清圖片昆山公園門口的介紹，左邊箭頭指示處為“遛鳥區”。董懌翎圖公園里的遛鳥區。董懌翎圖與一般公園中養鳥人自己找地方掛鳥籠的操作不同，昆山公園的遛鳥區有專門掛鳥籠的設施，可見附近居民有一定的需求。

后來，我們重游昆山公園附近，確實在相鄰的昆山花園路的老洋房門口看到了懸掛著的鳥籠。供掛鳥籠的設施。董懌翎圖鄰街昆山花園路上老洋房門口的畫眉鳥。董懌翎圖在當前養貓養狗的人數越來越多的時代，養鳥聽上去有些“過時”，城市空間的使用似乎也在印證著社會變遷下人們休閑生活愛好的變化——2020年8月開始，上海市中心已經沒有花鳥市場供愛好者淘貨或者聚集交流。這不禁讓我們思考起城市休閑生活與公共空間以及社會變化之間的關系。紐約州立大學奧尼昂塔分校社會學學院教授梁浩翰于上世紀90年代在香港進行了一項研究，探討養鳥如何影響老年人的幸福感以及養鳥行為與他們的生活、社會和文化環境的關聯。

近年來，他又關注了過去20多年香港社會快速變化對養鳥行為的影響，并訪談了超過120名養鳥人、鳥市場店主等相關人士。這項最新研究發表于2020年3月的《城市事物雜志》。根據梁浩翰的觀察和梳理，養鳥這一休閑生活愛好在香港逐漸式微主要由四方面原因造成：香港的人口增長及更高效的城市用地需求、非典肺炎和禽流感暴發、地方政府應對疫情的政策、由于內地經濟及城鎮化快速發展導致螞蚱等飼料和鳥籠制作等相關手工藝逐漸消失。

由于這些原因，傳統的“雀仔街”進行搬遷，給養鳥人日常采購帶來不便，而他們帶鳥上街也不再那么受歡迎。梁浩翰指出，愛好趨勢會由于一系列并行的社會變化而改變，例如城市住房需求、城鎮化進程、社會政策、偏好變化，甚至是意想不到的流行病。雖然養鳥絕不是吸引老年人或增進身心健康的唯一可行愛好，但這種傳統休閑活動的衰落引起我們思考另一個更廣泛的問題：一個社會如何向老年人提供適合其年齡的物質空間，以便其進行必要的休閑活動？近日，澎湃新聞就上述問題與梁浩翰進行探討，以下內容根據采訪實錄整理。

梁浩翰教授澎湃新聞：您為什么會從養鳥這個角度切入，觀察香港老人的休閑生活？梁浩翰：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我居住在香港的公屋。公屋每層都有很多單位和一塊公共空間。那時候，有位鄰居大伯養了幾十籠鳥，每到下午三四點就把鳥拿出來洗，給它們換水、加飼料。我和其他小朋友一樣，放學基本沒有事情做，就去圍觀大伯。后來我們自己家也養了一只鳥。少年時期之后，我就沒怎么再注意養鳥的事情，直到在加拿大讀社會學碩士期間，我與導師討論論文題目，提到了以前在香港看到遛鳥的大多是上了年紀的男士，他說這很有趣，然后問我要從什么角度切入。

在老年學中，現代化理論假設社會的現代化發展會導致老人的經濟地位下降。但是，也有學者提出，現代化對老人的影響不一定全為負面，從身體健康、心理健康等角度可能有積極影響。另外，從文化角度考慮，相較于西方社會，中國傳統上更講究對長者的尊重，因此老人的身份地位也可能有所不同，而不同身份地位的老人受現代化影響的程度也不相同。基于這些理論，我在暑假期間回香港開展訪談。

除了了解受訪養鳥人的經濟狀況外，我也在問卷中探討他們的家庭關系，從多個維度去看他們的生活，以及養鳥如何影響他們的幸福感。從當時的研究結果可以看到，大部分受訪者為退休人員，由于退休后經濟狀況不如從前，不少人放棄了拍照、旅行、看電影、養貓狗等嗜好，轉向花費更少的娛樂活動。于是，養鳥成為一種符合需求的選擇。有些受訪者原本已經在養鳥，也有不少人因為受周圍人影響而開始養鳥。

完成碩士論文之后我就沒有再繼續關注養鳥了，但是對于老人的研究一直在進行中。每次我回到香港，看到養鳥文化還在繼續。但是逐漸地，城市發生了巨大變化，街頭的花鳥市場變身成為豪華旅館或者商場，原來的市場搬去了更偏遠的地方。2014年，香港九龍旺角園圃街雀鳥花園。梁浩翰圖2014年，香港養鳥人帶鳥一起早茶。允許鳥進入的餐廳已經所剩無幾。梁浩翰圖我也有做城市更新方面的研究，雖然這樣的士紳化在許多城市可見，但我發覺這些變化壓縮了老人的娛樂空間，對老人有負面的影響，于是我又開始做訪談，也走訪了一些舊區，去看以前可以帶小鳥進去和喝茶的茶樓，它們都消失了。

時代的變化，加上2003年非典以后鳥類進口受到沖擊，整個氛圍對于養鳥的老人來說并不友好。所以我決定從城市更新的角度去重新審視養鳥與養鳥老人幸福感的題目。澎湃新聞：養鳥人是一個多元群體嗎？他們是否有一些共有的特點？梁浩翰：人類養鳥其實并不奇怪，早在農耕社會，人類就開始飼養動物。

以前的養鳥人可能比較多元，不同年齡段的人都有，現在越來越單一了。在我的研究中，養鳥人群大多不是來自富裕家庭，因為這一世代基本都生于二戰前，到現在已經七八十歲了，他們沒有機會讀書。有機會讀書的人會有很多其他嗜好，大多不會考慮養鳥，由此看來，養鳥人群的社會經濟地位一般不是很高。從年齡上來看的話，現在年輕人很少養鳥，他們的娛樂選擇更多，還有很多家長根本不愿意讓小孩養鳥。而從家庭結構上來看，在香港三代同堂的情況還很普遍，婦人主要負責做家務、照顧孩子，孩子長大以后也有自己的生活，各有各忙，所以丈夫就面臨比較冷清的家庭環境，會覺得無聊，想找事做來打發時間，因此他們覺得養鳥是一個很好的社交活動。

鳥要唱歌，也要跟其他鳥聚在一起互相學習，所以要把鳥養好就一定要帶它們出去，這就對他們的日常生活帶來了正面的變化。年齡相仿、背景差不多的愛好者會聚在一起聊天，包括養鳥的心得和生活的其他方面，逐漸形成一個圈子。澎湃新聞：研究已經證實，飼養寵物對老人至少沒有壞處，根據您的觀察，養鳥與養貓狗有哪些區別？

梁浩翰：養鳥和養貓狗還是存在一定的區別。首先是環境上的制約，上世紀70年代，香港蓋了大量的公屋，占所有住房的約40%，供城市約一半的人口居住，而由于衛生方面的原因，公屋內不允許養貓狗。其次，養貓狗對人的要求高，需要帶它們打針，養狗可能還需要一定的體力，不然遛不動。

而且如果遇到下雨天，小鳥不上街是沒問題的，小狗還得遛。但如果從老人對寵物的感情上來說，養貓狗和養鳥沒有本質上的區別。養鳥人和那些小鳥就像朋友一樣，有些鳥，比如繡眼鳥，就可以與人互動，你可以用手指跟它玩，它們也會和貓狗一樣，對你作出回應。澎湃新聞：您在論文中提到了華人養鳥與西方人養鳥的差異。

在中國，不同地區人們養鳥的主要原因、日常活動或者說在空間使用上是否存在區別？梁浩翰：從養鳥的愛好本身來說應該沒有太大區別，但兩地在空間上的安排有一些差異。之前在大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我每年都去內地，有時候也帶學生去，每次只要有機會都會帶他們到當地的花鳥市場看看。比如在上海植物園，我們看到遛鳥的人很多；一年半前，我跟學生去桂林，那里也還有花鳥市場，但是在香港，這樣的市場就越來越少了。

2019年，梁浩翰與教授帶領22名學生到桂林學習，走訪了桂林花鳥市場。圖以前，香港的花市場和鳥市場是分開的，但現在搬遷后的鳥市場就在原來花市場隔壁，大概一條街的距離。政府也有意把這兩個市場放在鄰近的地方，方便大家走動。另一個魚市場也在同一街區，但步行距離更遠一些。

相對而言，內地的花鳥市場更加復雜，什么都有賣，這可能與傳統生意的運作方法有關，因為花鳥市場里的生意大多都與批發有關，香港地方小，很難開辟出足夠大的空間容納所有的貨車，所以一開始各市場比較分散，他們本身也有各自所謂的地盤。市場的減少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需求的縮減。澎湃新聞：根據您的長期觀察，城市更新、客觀環境因素、家庭需求變化、相關政策、供給變化等因素造成了許多香港老人不得不放棄養鳥的愛好。

在您看來，養鳥活動的式微是否不可避免？梁浩翰：現在在中國，養貓狗是一種潮流，很多人把貓狗當做自己孩子一樣。而在馬來西亞、印尼等東南亞國家，由于氣候原因，加上曾經受到非典影響較小、人口密度相對低，還是有很多人養鳥。養鳥行為本身并不像鳥籠制作那樣是一種文化遺產，我們很難做什么去保護它，但如果遇到一些客觀因素，城市中心地區花鳥市場需要搬遷的話，可以在公園里開辟一塊地方或者開一些店，以滿足養鳥人的需求，規模不需要像以前花鳥市場那么大。

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每個年代的生活要求或者習慣都在改變。前不久我剛完成了一篇關于大媽跳廣場舞的文章，各地政府也制定了一些規則避免廣場舞產生噪音給附近居民帶來不便，但事實上大媽們會去廣場跳舞主要是因為缺少可以使用的空間。對于管理者來說，更重要的是根據真實需求制定空間在不同時間的使用規則，在允許的范圍內，盡可能提供不同的資源以滿足不同的嗜好，讓老年人有所選擇。比如，昆明的一個縣政府就特意開辟了一塊空地將休閑活動規范化，而包括廣場舞愛好者在內的使用者都遵守規矩，互相體諒。

澎湃新聞：您提出社會需要思考如何向老年人提供機會和適合其年齡的物質空間，以助他們從事自己喜歡的休閑活動，成功地度過晚年。具體來說，決策者還需要有哪些考量？是否有一些其他國家或城市的經驗可以借鑒和參考？梁浩翰：對老人來說，“在地終老”是一種比較理想的狀態，因為他們在一個社區住了很久，有熟悉的朋友、店鋪，對他們的心理健康有積極影響。在過去五年里進行的一項石庫門相關的研究中，我們訪問的老先生、老太太都表示自己不愿意搬離原來生活的社區去更遠的、陌生的環境。

但現實中，城市中心的老舊區域會因為城市更新項目而改變。雖然現在城市更新以微更新為主，但仍有不少居民已經搬遷去城郊。值得注意的是，在更新項目中，決策者很難完全實現他們想要達到的目的，因為絕大多數更新都以“硬件”改造為主，但由于“人”這種“軟件”是充滿變化的，因此設施改造之后，人們具體怎樣使用設施的效果難以估計。

那我們該如何評估公共空間的質量？事實上就是看它“聚人”的效果，包括空間內的座位、座位的方向、其他配套是否有聚人的條件等。我在社會學課堂上也跟學生一起調研，尋找身邊聚人的和不聚人的公共空間的案例，分析什么樣的設計才是為人而造。所以說，雖然有些搬遷是不可避免的，但不管是“在地終老”還是去新的社區度過晚年，公共空間的設計仍然非常關鍵，首先要讓人聚起來，其次就是街道的基層怎么去發展鄰里之間的相處，營造良好的鄰里關系。此外，根據老人學中的生命歷程理論，一個人的早期人生會影響其晚年的生活，因此人并不是到60歲才開始終老，從早期開始培養興趣，懂得怎么去生活很重要。

比如現在大家都用手機拍照，但很少有人專注培養拍照的愛好，花時間去研究和思考。像比較簡單但系統的攝影入門培訓，公共部門可以考慮創造更多大眾參與的機會。至于說在老人休閑生活服務這方面是否有可以參考的經驗，我不敢說哪個國家做得更好，但是我自己關注的文獻和進行的研究都是多元、跨專業的，很多學者也鼓勵更多跨學科的合作。

由于不同專業有各自的關注點，研究的內容可能會忽略不同年齡、性別、社會階層的多元需求，跨學科的合作交流有助于研究者看到問題的復雜性，在解決問題時為決策者提供更全面、完整的分析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