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楊靖《太陽王：凡爾賽宮的路易十四》，南希·米特福德著，楊靖/李江愛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版，288頁，70.00元法國凡爾賽宮凡爾賽宮建于十七世紀六十年代至十八世紀初，耗時近半個世紀，是當時歐洲乃至世界規模最為宏大的建筑項目之一。在法國大革命徹底改變法國政治和社會結構之前，此地曾是三代法國王室的居所。照英國傳記作家南希·米特福德在《太陽王：凡爾賽宮的路易十四》一書中的看法：這一富麗堂皇的建筑不僅是太陽王個人表演和自我型塑的時尚行為藝術，更是他為樹立和鞏固絕對專制而采取的重大政治行動。
1661年，秉政多年的權相兼樞機主教馬扎林病逝，路易十四開始“親政”，他效仿的對象是表兄英王查理二世。查理二世復辟后親理國政，被視為歐洲君主典范，也激發起路易十四的爭強好勝之心。根據伏爾泰在《路易十四年代》中的論斷，自即位之日起，這位君主便立志“要在國外受人尊敬，在國內實行絕對統治”。
換句話說，他要行使“絕對權力”，而絕不愿與任何他人分享權力——在偌大的凡爾賽舞臺之上，包括王弟及王太子在內的所有人皆為配角，唯有太陽王熠熠生輝。從這個意義上說，凡爾賽宮不僅是路易十四實現宏圖大志的途徑和手段，也是他生活的目標和生命的一部分，正如他不止一次宣稱的那樣：“凡爾賽宮，就是我。”興建凡爾賽的直接動因據說是受到權臣富凱的刺激。接替馬扎林擔任財政大臣的富凱——高乃依在悲劇《俄狄浦斯》前言中贊美他“不僅監管財政，還監管著文學”——在沃子爵城堡落成之日，為表忠心，懇請國王駕臨，不料卻招致滅頂之災。
“富凱恣意炫耀，極盡奢華，宴請的賓客和建筑風格都遠在國王之上”——其建筑總耗資一千八百萬里弗爾，當晚出席宴會嘉賓多達六千人，餐桌擺放盡為金銀餐具。同時，為宴飲助興，又上演莫里哀喜劇《討厭鬼》和呂利的芭蕾舞劇，并舉行盛大焰火表演，令人嘆為觀止。
但時隔三周，這位富可敵國的權貴即以貪腐罪名被捕入獄，其資財悉數充公。路易十四對王公貴族的痛恨由來已久。1648年，以孔代親王為首的“投石黨”人在巴黎高等法院貴族支持下發動反叛，王室被迫出逃。年幼的國王顛沛流離，飽受驚嚇，并留下心理創傷，立誓掌權后必定抑制貴族豪強，一雪前恥。
因此，興建凡爾賽宮，一方面是借此表明，沒有任何人有資格與國王平起平坐，以此彰顯王室的威嚴和榮耀；另一方面也是以此為金絲鳥籠，起著羈縻貴族的作用：沒有國王的恩準，誰也不能擅自返回封地。當然，舉全國之力修建凡爾賽宮，路易十四也有國際形勢的考量：縱觀歐洲大陸，大航海時代以來獨領風騷的西班牙帝國正在迅速衰落，德意志和意大利仍處于小公國林立的割據狀態，皆難構成威脅；
在巴爾干半島，強盛的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受奧斯曼土耳其人牽制，也自顧不暇。唯有隔海相望的英格蘭能與法國相抗衡——在安排王弟迎娶英國公主亨麗埃塔之后，原本便具法國血統的斯圖亞特王朝查理國王與路易十四更是親上加親。對路易十四而言，改變歐洲大陸均勢、由法蘭西稱霸一方的時機已然成熟。熟讀史書的國王深知，征服歐洲列強，除了強大的軍事力量，文化藝術方面的“軟實力”也必不可少——用麥考利勛爵的話來說，即“對周邊國家迅速建立起像羅馬對希臘那樣的政治統治力，和像希臘對羅馬那樣的文化統治力”。
而凡爾賽恰好可以成為這種統治力量的一個顯著標志。凡爾賽原本是一座小村莊，與巴黎相距十余英里，只有一條羊腸小道抵達首都。選擇這樣一處窮鄉僻壤為新都，引發朝臣強烈不滿。照歷史學家的觀點，路易十四故意挑選一個極有可能是“最糟糕的地點”來營造他的宏偉宮殿，目的在于“以此證明他的意志強過世間萬物”。但這一觀點顯然忽略了這位君王極富感性的一面：這里是他父親昔日狩獵暫駐之地。在他孩提時代，曾若干次跟隨父王路易十三在此流連駐足。或許受到父親的影響，路易十四一直向往自然和鄉野，對逼仄的巴黎頗為厭倦。
因此，這一決策不僅寓含高度的情感價值，也借機向臣民宣示國王“不忘初心”——最明顯的例證是，當設計師將原址拆建的規劃圖呈請御覽時，路易十四立即嚴令整改：先王狩獵小屋不但不能被拆除，而且必須加以擴建，因為“我的心愿是留住父親在我心中的回憶”。在國王的親自指揮和領導下，凡爾賽宮項目盛大開工。
最初幾年，路易十四本人也經常居住在這里，每天與腳手架為伍，和石膏粉塵打交道。諸位大臣向國王看齊，自然也不敢玩忽怠慢。整個工程動用了三萬余名工匠和六千余馬匹，土石和花木則從全國范圍內征集。為確保凡爾賽宮的建設順利進行，路易十四下令，十數年內法國全境禁止其他新建工程使用建筑石料。
凡爾賽宮項目于1661年破土動工，1689年主體工程竣工，1710年配套工程完成——五年之后，路易十四辭世。在項目建設過程中，有三位藝術家居功至偉，他們分別是畫家夏爾·勒布蘭，園林師安德烈·勒諾特爾，以及總設計師路易·勒沃。勒布蘭“在繪畫、掛毯和雕塑藝術方面擁有精湛的工藝和高超的智慧”，他主要負責宮殿內外“墻壁的裝飾，包括精致的神話人物壁畫和雕像”。
勒諾特爾是法國首屈一指的園林和景觀設計師，他的一項艱巨任務是負責將全國各地的沃土佳木和奇珍異石運至凡爾賽宮，構建凡爾賽宮苑。勒沃是凡爾賽項目的策劃者，也是具體執行者。他嚴格遵照路易十四的旨意，將先王的狩獵小屋擴展為宮殿主體，在兩翼輔以“嵌套”結構，并在宮院內外廣植奇花名樹，使得整個宮殿看起來像一座大花園。在這座大花園中，草坪、花圃和花壇修剪得整齊一律，宮墻內外雕塑林立，人行道兩旁郁郁蔥蔥、灌木籬墻高聳入云，還有若干造價不菲的噴泉點綴其間。
相比于外部景觀，凡爾賽宮的內飾無疑更令人賞心悅目。以鏡廳為例——這是勒沃繼任者芒薩爾的杰作——其天花、地板及落地窗皆飾有玻璃鏡面，交相輝映，美輪美奐。門廳走廊裝點工藝一流的法國掛毯，室內收藏文藝復興以來歐洲名家畫作，廊外花園中矗立“阿波羅戰車”巨幅雕像——這是雕塑家圖比向凡爾賽宮落成儀式的“獻禮工程”。國王對鏡廳情有獨鐘，習慣于在此接見外國政要，以此作為炫耀。毫無疑問，如果將凡爾賽宮比作王冠，鏡廳便是王冠上最為耀眼的寶石。
當然，以上這一切營作，都離不開強有力的財政支持——時任財政大臣科爾貝才是這一工程的幕后英雄。他不僅負責調撥項目資金，同時也參與具體方案設計。科爾貝是扳倒富凱的頭號功臣，深得國王寵幸。路易十四欣賞他的才干，更欣賞他的忠心。自凡爾賽立項之日起，這位大臣便將其視為職業生涯頭等大事。
因為他深知，這一項跨世紀工程，不僅關乎他個人政治生命，更關乎法國前途命運。對于國王的想法，沒有人比科爾貝揣摩得更透徹。路易十四夢想修建一座精美絕倫的豪華宮殿，作為他統御群臣的絕佳場所，因此無論修建過程耗時多長、花費多大，也不會絲毫動搖他的決心——在國王規劃的宏偉藍圖中，凡爾賽宮最終不僅會成為整個法國的政治中心，還將會成為整個歐洲的文化藝術中心和時尚之都，并在世界范圍內產生深遠影響。作為法國王權絕對專制王權的象征，凡爾賽宮雄偉壯觀，令人景仰，但正如米特福德所言，除了輝煌的一面，它其實也象征著法國貴族生活中的隱暗面。
在本書后半部分，米特福德以犀利的筆觸，將凡爾賽宮最光鮮照人同時也最不堪入目的一面毫無保留地展現在世人眼前。以宮墻內外遍地開花的噴泉為例，其用水總量超過整個巴黎——國王雅好觀賞噴泉，所到之處必定泉眼四開；然而苦于流量不足，科爾貝只得命人預先埋伏在國王經行處，提前開閘放水。一俟國王離開，即刻關閉龍頭，以節約用水。最終，在聽取專家意見后，科爾貝下令建造一座由十四個巨型水輪和兩百多個水泵組成的大型機械裝置，如此一來，可以實現從塞納河向王宮噴水池直接輸水。
這一“北水南調”工程花費驚人，也充分體現出科爾貝“以天下奉一人”的治國理念。自1682年國王下令宮廷由盧浮宮正式遷至凡爾賽后，路易十四對貴族和朝臣的控制越來越嚴密，與此同時，王公大臣對他的依賴和敬畏也日甚一日。宮廷繁瑣而刻板的禮儀時刻提醒來自內廷的朝臣和外省的領主：不可須臾忘卻自己臣屬的身份；宮廷每日的消閑娛樂令人沉醉不能自拔，無形當中也消解了貴族的意氣；此外，宮廷又制定極為闊綽奢華的標準，而且這一標準不斷節節攀升，令貴族應接不暇，以至于不得不靠舉債維持體面。
逃離凡爾賽是不可想象的，正如一位朝臣哀嘆的，“世上最悲慘之事無過于遠離宮廷”。當然，對于甘心臣服之人，國王會大加賞賜——其數量之巨往往超乎想象。于是朝臣爭先恐后以博取寵幸。昔日反叛之臣，一變而為入幕之賓，再也無心/無力挑戰國王權威。對于當年以“清君側”旗號為叛軍背書的巴黎高等法院，國王也毫不姑息。
他詔令大幅削減高等法院的“諫諍權”，并嚴禁高等法院“非法”集會，妄議朝政。當后者憑借古老的政治傳統強調國王與貴族“共治”時，為首的一名法官被投入監獄，另外若干人遭到流放。從此之后，原本銳意效仿英國上院，企圖以“王在議會”對王權加以限制的巴黎高等法院噤若寒蟬，徹底淪為一件擺設。
他們明白，國王通過遍及宮中府中的情報網，監視著他們的一舉一動，甚至攔截他們的信件。一旦發現某人以批判口吻議論朝綱，此人的政治生涯旋即宣告結束。巴士底獄可能是他最幸運的歸宿——對付異見分子，國王所需不過一封空白“密札”(）而已。隨著年齡增長，疑心病加重，路易十四變得越發專制。他喜歡朝臣列隊向他乞求封賞：對方越是窘迫失態，他越是暗自得意。某一次，一位追隨他征戰多年的老軍官結結巴巴地懇求恩賜，最后實在無以為繼，干脆說道：“陛下，我在您的敵人面前不會像這樣哆嗦的。
”——于是，“這個人毫不費力就得到他想要的東西”。照圣西蒙公爵在《回憶錄》中的看法，“路易十四的虛榮心永無止境且毫不克制”，簡直到了“厚顏無恥”的地步。唯一一次例外，發生在法蘭西學院。學院每年有獎論文題目首先需要呈報國王審定。其中有一年呈請國王審閱的題目是：“國王的所有美德中，哪一種更值得崇敬？”——據說看到這一課題，國王臉紅了起來。宮廷生活以高度程式化的風俗和禮儀為特征，旨在強調“太陽王”至高無上的中心地位，因此包括王后及歷任“欽定情婦”——拉瓦利埃、蒙特斯龐夫人和曼特農女侯爵等也只不過是國王的陪襯。
像其他宮廷一樣，凡爾賽的“宮斗”也異常驚心動魄。蒙特斯龐夫人為“固寵”向神通廣大的蒙瓦森夫人求援——后者通過調制春藥和黑彌撒助其圓夢，同時大發橫財。許多時候，即便東窗事發，當事人往往也能逍遙法外。國王新寵豐唐熱小姐(）離奇死亡，牽引出臭名昭著的王宮投毒案。一開始國王下令一查到底，后來擔心牽連甚廣，有損宮廷顏面，乃遽然下令巴黎警察總監終止調查，甚至私下頒發特許詔令，暗助主事者潛逃國外。從這一角度看，在太陽王神圣光環之下，外表光鮮的凡爾賽宮事實上無異于罪惡的淵藪。
根據米德福德在書中披露，在凡爾賽宮大功告成的那一年，巴黎的冬天糟糕透頂：天氣嚴寒，作物歉收，面包價格上漲十倍甚至不止，數百萬民眾食不果腹。即便如此，路易十四出于王室尊嚴和個人虛榮，卻一意孤行將法國拖入一場毀滅性的戰爭，即西班牙王位繼承戰。這位一向崇奉“武統”的君王，像十八世紀的腓特烈大帝一樣堪稱“戰爭機器”——在他七十余年統治期間，法國有五分之三以上時間與歐洲鄰國處于敵對交戰狀態。
這位一手將法蘭西帶上輝煌頂點的太陽王，在他去世之時留下一筆二十六億里弗爾的巨額債務。他的繼承人路易十五始終無力擺脫這一沉重的歷史包袱；到路易十六時代，變本加厲的財政危機最終引發了法國大革命——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認為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是法國“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同時相信路易十六被斬首是為他的先祖“還債”，道理或正在于此。
法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皮埃爾·古貝爾在《路易十四和兩千萬法國人》一書中對路易十四時代的總結最發人深省。該書揭示路易十四對權力的癡迷和對虛榮的渴望致使大量臣民陷入一種“原始的、無政府的悲慘狀態”：《南特敕令》廢除后，五十多萬新教徒帶著他們的技藝和對國王的仇恨逃離法國，成為天主教法國與德英荷等新教國家戰爭的導火索；毫無必要且毫無節制的連年征戰使得法國經濟衰退，人口也出現大幅度下降；
金碧輝煌的凡爾賽宮殿更是由法蘭西的民脂民膏和累累白骨鋪設而成。正如這位歷史學家所言，凡爾賽宮，連同埃及的金字塔、希臘的萬神殿以及東方帝國的皇家陵園——“背后全是駭人聽聞的罪行！”在《太陽王》最后一章，米特福德詳細記述了路易十四及其繼承人的一番長談——這兩位加在一起統治法國長達一百三十一年的君主最后一次嚴肅地注視著彼此——路易十四的原話是：“我的孩子，你將成為了不起的國王。
不要像我一樣沉迷于大興土木和發動戰爭。相反，你要與你的鄰居和平相處。記住你對上帝的責任與義務，使你的臣民都尊崇上帝。要善納良言，努力讓你的子民免遭痛苦，這是我沒能做到的。”“自此以后”，正如南希·米特福德在她關于路易十五時代的傳記《蓬帕杜夫人》結尾處所言，“凡爾賽宮陷入了無邊的沉寂。
